杨凌瞪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那么你说说，你有什么高见？”
成绮韵微笑道：“我以为，政策推行，是自上而下的，要整顿吏治，就得以法治为理政核心，加强朝廷的控制权力，才能保障新法的推行。具体做法，大人已经铺好了路子，实行起来也简单。
都察院、翰林院，十三道御使的言官们，不是刚刚被整肃过吗？现在保留下来的官员和新提拔上来的人，无论是品性还是能力都相当不错。大人应该先加强科道力量，以六科给事中制六部，以内阁制六科，层层控制、层层考核，赏罚分明、明确责任，以提高各部各司执行政令的力度”。
杨凌暗暗点头：“目前这种大一统的封建社会，要想成功改革，只有自上而下，做到事权归一，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，改革就是一纸空文。上边费尽心机制定的政策，拿到下边登记归档了事，根本得不到贯彻实施。( )
所以加强中央集权是必要的。其实集权也罢，分权以罢，都有一个适合它的时代背景。在目前这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基础上、在目前的科技水平、讯息能力下，要是想搞分权、搞民主，那纯粹是脑袋让驴踢了，空想主义拿来实施不搞得天下大乱才怪。
当然，这个集权也是有区别的，如果大权全部上升到皇帝手中，皇帝是明君时，那就真的是日理万机了，能把他累死，如果他是个昏君，那就天下人人糟殃。
成绮韵的提议实际上是加强内阁施政能力，而这种能力，又置于监察系统的监督之下，这样一来，内阁不是一人之在下，官员们的政绩和个人品性又受到较强的控制，的确是提高官僚队伍效率的好办法。
最最重要的是，这恰恰符合李东阳所说的权力的论述，不管什么样的改革，肯定要有一部分的权益受到损害，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争取到另一部分官僚的支持。按照这种论述，内阁权力加强了，科道权力加强了，那么自己首先就把大明的内阁和整个监察系统争取了过来，成为自己改革坚定不移的支持者。”
杨慎在赴奴儿干前，曾向他提过类似的见解，现在和成绮韵所言不谋而后，杨凌不由连声赞许。他和成绮韵又详细讨论了几点，关于科道官对官员的考核方法，诸如税赋征收、离任审计、政绩考核的任免制度。
这些论述中，一些条款恰恰是当初刘瑾搞过的，只不过刘瑾这么干完全是为了整人，借人事考核为自己搂财。结果好好的经愣是让他念歪了，如今旧事重提，想起刘瑾，杨凌不禁感慨万千，同时也为自己提了醒：
以入世之态度做事，以出世之态度做人。
这份权力自己不能要，也决不能交给哪一个私人。这份权力的施行，必须真的放下去，放到六科十三道手中，那么多的科道官，他们之间能够彼此制约，防止有人权力集中干得太离谱，何况上边还有互相牵制的内阁。
对官员的考核集中的税赋征收、离任计上，就保障了考核有据可查、有丈量尺度，而不是由着监察官员一张嘴去说。吏治整顿是本，由它自然就牵涉到许多其他方面，比如打击不法豪强、追剿不法豪强欠税等问题，由此延伸开去，两人又边记边写了一阵，这就聊到了最令人头疼的土地集中问题。
成绮韵道：“其实，这所有的改革，都是环环相扣、相辅相承的事情，吏治整顿，影响税赋征收和刑名、廉政方面，土地问题又牵涉到刑名廉政和税赋征收。说起土地被权贵圈占的问题，这又得提起刘瑾刘公公的一份功劳了。
他清丈土地是为了突出个人政绩，为了清出尽可能多的土地以邀功，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，可是现在对那些苦主的土地核查属实重新发还后，其他的土地数目还真是实打实的。
官绅百姓们实有多少合法土地，被地方豪强们藏匿不报或贪占了朝廷多少土地，也都记录在案了，贪占的先不算，仅隐匿不报的土地就有一百四十七万顷，偷税的有八十万顷，对吧？有了这些数据，税赋征收、乃至税赋改革就容易的多了。”
成绮韵抿嘴一笑道：“大人列述了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试行的比较合理的税赋方法，比如如应天府施行的“里甲银”，浙江、广东的“均平银”，福建的“纲银”，还有江南的“十段锦”。这些税赋方法大多改变了传统的实物税赋，改以折银上缴，既方便了朝廷征收、运送和保管，也没有了这些环节中保管不善造成的损耗和霉变。
不过我觉得这些方法里，还是你提及的“一条鞭纳税、摊丁入亩法”最好，实行此法，杂泛、均徭、力差、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，将力差归入田赋，一律按田亩核算，既不减额，也不增赋，没地的贫民不用纳税，而豪富之民不能多得，徭役公平，就不会有人再哀叹不均了。”
杨凌点头道：“对，而且以银两代实物役、力差役，扩大了货币的流通，削弱了人身依附。商贩和工匠获得了较大自由，这对工商发展至关重要”。
这一条，杨凌同朝中一些大臣暗中商议，也获得了他们的赞同。“一条鞭”法，保证了朝廷税赋的稳定，不会使富者愈富、穷者愈穷，直至破产造反。加强了工商发展，有地农民乐于种地，城中富户乐于买地，又不会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，免得引起地方强烈的反对，使自己的心血前功尽弃。
一条鞭法使官员难以再利用税赋贪污，减轻了贫民负担，增加了朝廷岁入。而且是在权宦豪绅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，这是比较务实的改革策略，要是真的头脑一热，想搞一刀切的还地于民，打土豪分田地，那自己就得先拉起一支队伍上山打游击去了。
两个人越说越是开心，杨凌心中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，他兴奋地道：“说的很好。现在焦阁老、杨一清他们应该已经下了衙门，我去城里瞧瞧。和他们商议一下，这两日就呈进给皇上”。
杨凌只顾高兴，却没注意所谏未受重视的阿德妮的幽怨。瞧着他匆匆起身离去，阿德妮更是一脸落寞……
“皇上其实已经看过了这些条阵，正式上书不过是给天下一个讯号，一个改制的讯号罢了。本国公负责清剿流匪，安置流民，在地方上所见所历，深知不能使国富兵强、百姓乐业，则贼剿无止境，而不能革除弊病、推行新政，就不能富国强兵。
当今皇上年轻，正欲有一番大作为，各位大人都是柱国之臣，还请尽心竭力、各抒已见，咱们对这些谏疏最后再推敲一下，以便使新政能够顺利施行。刘大人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杨凌环目四顾，朗声说道。焦芳府上，几位受邀的大人围席而坐，正在就改革新政做最后的推敲。
端上台盘的永远是做好了的菜，一件政策的推行和决策，无不是事先详细的调查、研究、各方面势力的平衡、协调之后的结果。就象现在，杨廷和与杨一清不合，但他的势力在内阁中占了两席，对决策的施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尽管敲定的吏治改革对内阁极为有利，不会触及他的权益，反而有所加强，但是事先瞒而不谕，把他排除在外难免要让他产生隔阂，所以杨凌把户部尚书刘忠也请了来。他是杨廷和的人，他在，就等于随时把他议定的事情告诉了杨廷和。
这样刘忠说出来的意见，大家心照不宣，自然知道那就代表着杨廷和的意见，所以杨凌说完，首先瞧向他，想知道大学士杨廷和、梁储的意见。
刘忠谦和地一笑道：“下官在翰林院时，只知激扬文字、抨击时弊，对一些视而不见无人去改的弊政存在感到不可思议，只以为是朝官不务正业、贻忽职守，直到做了这户部尚书，有心无力，举步维艰，才知道积弊已深，非大刀阔斧难奏成效。
目前土地兼并严重，流民四散，草译祸起，国家帑藏空虚，用度匮乏；北方鞑靼、西有青海皆有异动，哈密驻军进退两难，南方土司争权夺利，改制革新迫在眉睫，下官是深为赞同的。”
这就是权力分配的结果了，如果不然，纵然杨廷和心中赞同，难免也要加以刁难，杨凌闻言甚是喜悦，只听刘忠道：“下官只有一个建议，巨绅财主们贪占的田地，可以迫其退还分发农民，此外他们固有的土地不管有多少、包括那些瞒税未报的田产，只能加强管理，给予征税罚款，而不能没收分给平民。
一条鞭法，对于有地贫民有极大好处，但是却不及于无地农民，流民是祸乱之源，又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。下官以为，现在工商发展、开海通海、互市通商、关东移民可以解决一大部分流民，清丈出来的贪占土地返还可以解决一部分。
此外，就要请兵部陆大人多费心了，兵制改革，卫所撤消，要注重清理出来的军田屯田的清丈管理，这大片土地还可以安置一部分流民。到那时，纵然还有流民也数量有限难成气候，除非出现巨大的天灾人祸，而朝廷无力赈济，否则再也不会出现一人登高一呼，万众响应造反的局面了。”
杨凌微微颔首，心道：“这必是出自杨廷和的筹划了，此人倒是很务实，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，没有太激烈的政策招致各方面的反对，又能有效解决问题，果然是个干才”。
陆完担心地道：“一条鞭法虽然会让权绅们有些损失，但是开明士绅、守法士绅原本就照田亩数纳税，基本没有任何影响，由于折银纳税，不用以官价抵粮入库，他们所获还而更多，是会拥戴此策的。下官以为影响的只是那些平素瞒地漏税的豪绅权贵。
这部分人不满那是一定的了，不过通过整顿吏治能够抵消一部分官宦世家的阻力，再加上这次流民造反的触动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响应的。要说真正难以触及的，该是那些王侯公卿。真要实行起来，国公爷，一定有人会做手脚的”。
杨凌淡淡一笑道：“这个，我已经猜到了，一手胡罗卜、一手拿大棒。我原就没指望好说好商量的就让所有人同意，有些人，只不过是只儆猴的鸡，那么何妨拿来试刀呢？”
陆完点头道：“国公爷剿匪先肃政，这是正本清源之策，皇上也有心作为，下官自然竭尽全力，只是现在正在用兵，此时改革兵制易使军心动摇，不可不虑，而军队腐败、屯田流失，又牵涉到吏治和土地改制，干系重大，下官苦思良久，觉得可以取一折衷之法……”
他捻须看看前任兵部尚书杨一清，说道：“兵制改革，下官以为可以从十二疏中抽离出来，缓缓行之，慢火炖汤，做而不宣。现在各地团练战力不在卫所兵之下，甚至还要强出几分，朝廷不妨诏令各地巡抚，扩充团练、整饬军备。
现在不是流民四起吗？可以改变团练只招本地兵员的的规定，吸纳一部兵流民入伍，这样兵员素质得到保证，又使反贼没有流民可用，战事结束后，再宣布改屯田养兵为募兵，那些久已不愿当兵甚至寻机就会逃走的卫所兵固然欣悦服从，军队兵员的缺口也可以立即用已经训练有成的团练兵补充进去，募兵制就能既快又稳的推行开了”。
杨一清带兵久矣，他一直在边军队伍供职，而边军大部分是采用募兵制，兵员本来就不限定于当地人，所以他略一思忖之下，点头赞成道：“徐而图之，从容兵备，本官以为可行。只是应令各地兵备道、团练使要加强兵员勘察，不要把一些痞气重、有前科的人招进队伍”。
陆完笑道：“杨大人放心，现在匪患四起，新的团练部队建立后，是要参予围剿流匪的，在战事中，兵员是否合格，自可受到斟别勘验”。
焦芳见无人再反对，便把这一条也记录在案，礼部尚书王华道：“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，但是士子文人所尊崇者，多是宋朱理学，宣扬心外无物，不假外求，这样的人做了官是不重国计民生的，他们夸夸其谈，谈玄说虚，鄙薄民生实事，以清谈误国。
下官以为，可以集中一批鸿学大儒、退仕官员，总结例代兴亡盛衰的教训，提倡法制无常，近民为要，古今异势，便俗为宜的学说，以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，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，扫无用之虚词，求躬行之实效，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，扫清舆论压力”。
杨凌欣然称是，说道：“不错，王尚书所言甚是，今年秋闱，科举考试要增加时策政论的份量，减少诗词歌赋的占比。今后试题也要这样，学子们为了能够考中，就会注重实事、关心民生国事。依我看这件事才是礼部头等大事，务必要从根上改变虚华不实的清谈之风，给朝廷多培养些真正的能臣干才，而不是冬烘道学”。
众官员群策群力，对准备推行的新政最后梳理了一遍，这才纷纷告辞。
焦芳把记载着各方面、各利益团体意见的册子收起来，对杨凌道：“国公，新策推出不难，难在施行上。这些大政策略，内阁和六部还有科道都是赞同的，而且皇上非常支持，为的又是解决朝廷各方面的弊政，理由冠冕堂皇，反对者很难把他们的反对意见摆上台面。
可是这些变革，无论哪一条都牵涉到许多人的利益，每条路上都有那么几只大老虎，大老虎拦路不倒，